梦似烟花，心似水～

     央视关于北大教授死于北大医院之事，看的浑身冒冷气。。

     操，太他妈恐怖了，生活在这个国家太没安全感了！！

     估计也只有这等身份的人才能沉冤得雪找出真相，不知还有多少人屈死在这些禽兽手里。

     《白色巨塔》的一幕幕立刻复现在我的眼前，唐泽寿明、江口洋介、黒木瞳。。。这些人演绎了我认为最好的日剧~

     医生和教师是两个良心的职业，如果一个国家连这两个职业都沦陷了，真的就，没救了

 

      给不明真相的群众加个链接：

     http://space.tv.cctv.com/video/VIDE1257260946820884

    

    

    

         觉得写得很有道理，红色部分都是我所标注，有兴趣的人自己研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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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是一种现实存在，但周期性发生的原因却莫衷一是。经济学家们大多倾向于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也有认为是生产相对过剩造成的。而其根本原因却常常被忽视。

     我们假设一个社会只存在三个群体：政府、富人和穷人。其中，政府是发行货币的并征税的。发行货币的过程是向社会注入财富，征税的过程则是将财富收回。富人的唯一特性便是获取超额利润，穷人则无法与富人同等竞争。如果政府每年向社会注入1亿元货币，那么，除了一部分被其作为税收回收外，较大部分的被富人赚去，另一部分为穷人所获得。

     政府、富人和穷人都是要消费的，但其消费率不同。其中，政府的消费率应该是最高的，它每赚100元钱，经常要花掉110元甚至更多。超出其收入部分的，就是“财政赤字”，相当于要跟穷人和富人借钱花费。穷人的消费率也是很高的，他们每赚100元钱，大致要花掉80-100元。如果社会只是这两类人组成的，那就太健康了，财富总是如水一样流淌，危机就根本不会发生。这种模式，就是社会主义。

     可惜的是，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要有富人存在，就不再是社会主义了。富人的消费率是很低的，且其边际消费呈下降趋势。比如，对富人而言，当他赚第一个百万的时候，会有30万元拿出来消费，其消费率为30%。当他赚到第二个百万的时候，只有20万元拿出来消费，其边际消费能力降低了10个百分点。更进一步，当他赚到1亿元的时候，他的消费水平也许只有200万元。此时，他的消费率就只有2%了。（注：富人收入的增长和消费的增长不是线性增加的，当他们足够富的时候想消费的东西在相对减少，他们对奢侈品的有限消费对社会财富的拉动是很小的）从30%下降到2%，富人消费率的下降就意味着货币流通速度的减慢，这正是很多经济学家注意到的现象，这一现象会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

     所以，如果一定要追究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那一定可以发现是社会两极分化达到一个阶段性顶峰后的必然结果。是富人太富有而穷人太穷。我们进一步假设，在过去10年中，政府陆续向社会注入货币1万亿元，这些钱经过复杂的运动之后分解成两部分：其中富人占有8000亿元，但其人口只占社会总人口的20%；穷人占有2000亿元，但穷人的数量占有社会总人口的80%。在这种情况下，贫富差距达到了16倍。如果算一下，其基尼系数就必然超过0.5。（2004年的时候，中国最富的20%人口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52%，而最穷的20%人口占社会总收入的水平只有4.2%，高低悬殊近13倍，当时的基尼系数是0.47。）

     随着两极分化的加剧，政府每年投放到社会中的货币渐渐被富人所掌控，而富人消费率又越来越低，货币的流通速度就会下降，经济就会缺乏润滑剂而出现停摆。这就是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每一次经济危机的发生，都是社会两极分化达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产物。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掌控权利，富人占有资源，无论如何进行政策调整，其最终结果都必然是加剧两极分化从而引发经济危机。这也正是马克思所发现的经济危机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来临的现象。

     既然如此，危机的发生不可避免，社会各阶层在不愿意革命的情况下（革命的代价太过高昂），就必须正视危机，并修复之。这也正是古典经济学派所提倡的思路：危机来了，总会去的。既然如此，随它来，随它去好了。

      但富人们深知，危机来临之后，修复的过程是痛苦的。本来已经光屁股的穷人是不怕的，充其量就是原来的财富变成0。这好比津巴布韦的货币贬值上亿倍，穷人也照样过日子。但富人就不同。危机来临之后，富人的损失是巨大的，亿万富翁也会瞬间变成穷光蛋。（注：极端的说，通货膨胀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在通货膨胀周期里富人损失的财富要比穷人多，但穷人损失不起啊，富人损失个两百万没啥，穷人损失个两万很多的消费欲望就被遏制了）用时髦的话说，是社会成本太过昂贵。因此，富人们总是想阻止危机的发生。政府也是如此。作为征税人，他们要维系自己的合法存在，又要维系现有体制的存在，也力图避免危机的发生和深化。于是，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

      对凯恩斯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他们深知大萧条的危害之深。比如，在危机最严重的1932年，相比1929年，工业生产下降了近50%，耐用消费品下降了75%，甚至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都下降了一半。与此同时，消费者价格指数却下降了30%。这些冰冷的数字意味着无数富翁的消失，也意味着社会发展的严重倒退。所以，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危机，其主张就是后来的所谓罗斯福新政：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减税、扩大政府投资及采购等。此举最终使得美国率先摆脱了经济危机，走出了大萧条。（顺便说一下：危机发生的1929年，美国的M2还达到最高点，1930年只轻微下降1%，1931年下降4%，但到1933年比1929年下降30%，且危机期间物价是大幅度下降的。如果是真的危机，或许就不存在很多人期待的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

      从那以后，凯恩斯主义被西方经济学界捧到了很高的地位。中国一批新派学者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洗礼，也将其奉为圭臬。似乎凯恩斯主义是拯救危机的灵丹妙药。但是，各国学者普遍都忽视了日本从1990年代开始的积极财政政策并没有收到实效。比如，日本政府当年也减税，税负从1990年的27.4%下降到1999年的21.1%；日本政府也发公债，10年发行公债400万亿日元；日本政府也搞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曾启动了高达430万亿日元的基建规划。但最终，日本经济还是没有振兴。1989年，日本GDP就超过了400万亿日元，20年后的2008年，其GDP总量也不过497万亿日元而已。20年增长不到13%。   

      为什么50年前拯救了美国的凯恩斯主义没有再现灵光呢？经济学家们尚未得出结论，却又迫不及待地在新的危机到来前祭出了这一法宝。这一次，焉知其能再奏效？
实际上，到1929年的时候，美国0.1%的最富有家庭的收入等于42%的最贫困家庭的收入。在1932年危机最深的时候，美国的基尼系数曾达到了0.656的最高水平。可以说，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正是两极分化到了极点。罗斯福新政实施后，到1940年代，美国的基尼系数就下降到了0.4左右。而这一点，恰恰是美国经济能够复苏的根本原因。

       如果我们仔细看看罗斯福当初的举措，就不能不对肯定其消除两极分化的有效性：罗斯福第一项新政就是在全国招募25万青年从事植树护林、水土保护等事物，前后招募了200多万人在这样的组织中工作。随后，他在全国范围内兴建18万个小型工程项目，先后吸引400多万人工作，而全国青年总署等机构先后吸引的雇员高达2300万人，占劳动总人口的近一半，由此兴建了近1000座飞机场、1.2万座运动场及其它项目。再随后，就是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这些措施，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给穷人发钞票、富人沾光不如以前多的做法。它熨平了社会两极分化的鸿沟。这一点，恰恰保障了美国后来的70年繁荣。

        而50年后，日本遇到经济问题的时候，他们采取的措施又是公路桥梁基础设施，却没有想到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工程投资对人手需求大量降低。以前投资兴建一条公路1万亿日元，也许要1万个劳工，而今呢，连1000个都用不到。大量的资金被耗费在资源品的购买上和富人的银行卡上，而不是充实到穷人的口袋里。甚至于投资的规模越大，富人就越富而穷人就相对更穷。有时候，大量的投资没有带动国内经济，反而把世界经济给拉动了，犹如今日的中国：投资越多，老外的原油和铁矿石卖的就越好，他们就更容易走出危机而对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处。。（注：科技的进步导致基础建设需要最多的是资本，工程机械和技术等等被富人们掌握的东西，基础劳动力的需求相对罗斯福时期大大减少，因此对基建的上万亿投资较多部分还是流入富人手里，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没有达到）
        由此可见，拯救经济危机的办法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消除两极分化而不是加深它。战后60年，欧美各国的两极分化趋势在缓慢加深，但并不如大萧条前，特别是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抬高了穷人的收入水平，从而使得危机发生的时间不断延迟。中国的情况则不同，最近30年，我们两极分化的程度是越来越深了，而不是在降低。有统计认为，改革开放前我们的基尼系数不过0.2，而今已经接近或超过0.5，正面临危机爆发的边缘。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给予重视，社会财富继续向少数人集中，则经济危机迟早会在我们的国土上发生。

         去年底以来的四万亿投资振兴规划，虽然不是针对中国的危机而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但它或许正好应对了中国本来要发生的经济危机。只不过，这种投资振兴规划与20年前的日本没什么区别，依靠的都是大企业、大富翁、大设备，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大。这也就注定这四万亿投资最终落实到穷人口袋里的钱也许连2万亿都不到。

         对中国来说，拯救危机的最好做法其实有两个。第一个，发动几千万人去西部植树造林，政府投资10万亿或者更多。这比当前大修铁公机要好得多，钱会真真切切地流到穷人的口袋里去，对消费就有拉动作用。第二个，就是全国人民平均发钞票。比如，现在中国的M2近60万亿元，如果全国人民每人发放现金5万元，不过60万亿元，社会物价充其量上涨一倍。但这样做，可以立即降低两极分化的水平，相当于对富人征税向穷人补贴。这样做，比任何投资工程项目都好，可以确保穷人的家庭财富直接增加15-20万元，提高其购买力。而且，这两种做法所导致的物价上涨，必然只是基础消费品（如食品、衣物等），而生产这些消费品的又主要是穷人，可以形成良性循环。

          当然，上述举措还是治标而不是治本。要治本，就要及时落实全面的全民医疗、教育、养老三大保障体系，完善失业救济制度，由此提高穷人的收入水平，降低两极分化的程度。。（注：这个现在看似还比较困难，单从下届core的人选---红色贵族习太子来看，他们还想将此至少再续500年）同时，尽快改变目前的政府与社会争利的模式，国企应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而不是垄断资源垄断利润将民营企业挤压至死。而归根结底，是要建立一种制度，防止两极分化进一步加深，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首要的制度，就是放松管制、降低权力的“含金量”，为社会的自由竞争降低阻尼系数。

         由此看来，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其实只是拉开了经济危机的序幕而已。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也许在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它是对70年来的总清算。而走出危机，依靠的不是修修补补的投资规划，也不是头疼医头的信贷扩张，而是实实在在的消除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平等的实质性举措。

         危机，会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当然要在阵痛之后。

 

     自从来了北京每年的这个时候，鼻子眼睛总是异常灵敏的告诉我季节的变化，疯狂打喷嚏，眼睛奇痒，吃药就困。。

 

     不管怎么样秋天还是我最喜欢的季节~~

 

      来吧

     

     对于这个话题，我只想说：开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瓜分国资的盛宴已近尾声，我们或许会抱怨现在的社会环境已没有当年那么好的机会（或者说社会变革、投机倒把）来让自己成就如下文所述邹节明式的被后人惊叹和羡艳的丰功伟绩，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能像他那样能成为自己所处时代的弄潮儿，能够跳出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先行者的姿态来驾驭周围人，而不会被后人说当年那么好的机会，你怎么没有去什么什么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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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2日上午，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里异常热闹，IPO重启第一单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三金药业)的首场询价推介会正在进行，悉数到场的三金药业众高管脸上挂满喜悦。

　　业界预测，三金药业此次上市可能会生产9位亿万富翁和33位千万富翁，三金众高管皆在此列，其中直接间接持有公司44.53%股权的董事长邹节明家族，如果按照公司去年0.67元的每股收益和当前A股同类公司30倍PE来计算，上市后邹家合计财富或将超过36亿元。

　　同一天，三金药业的大本营广西桂林，一场夏雨退去了多日的燥热，桂林城凉爽怡人，但与数千里之外北京的热闹相比，三金药业本部则显得过于平静，一切和往常一样，远没有“家有喜事”的张扬与喜悦。

　　“上不上市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两年前就被迫退股了。”三金药业一位员工无奈地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退股风波

　　2006年底至2007年初，三金集团393名员工将9180多万股三金集团股权悉数转让给了桂林市金科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金科创投)。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金科创投以45.90%的持股比例，成为三金集团单一大股东，三金集团则是三金药业的大股东。

　　而金科创投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正是邹节明等5位三金集团高管，这相当于三金集团管理层通过曲线方式完成了MBO。此时，三金药业成为IPO重启后的第一单，更显得当年的股权转让意义非凡。

　　资料显示，2006年11月20日至2007年2月9日，三金集团393 名股东将所持的91809100股的三金集团股份转让给了金科创投，并于2007年3月28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完成后，金科创投持有三金集团45.90%的股权，为单一控股股东。

　　知情人向时代周报记者反映，此次涉及股权转让的393名股东都是三金集团员工。正是这次股权转让引起了三金药业部分员工不满。

　　1994年3月，以桂林中药制药厂为核心，桂林三金药业集团公司成立。1997年12月及1998年1月，桂林三金高管、中层及普通员工合计 563名自然人，分两次出资购买了三金药业集团的全部产权。2001年12月，经批准，“桂林三金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至此，这家1967年成立的国有企业完全改制为股份制公司。

　　也是在2001年12月份，三金药业工会委员将其代员工管理和持有的68%的股权转让给三金集团，代持的15.38%股权转让给孙家琳等39名自然人。资料显示，三金集团是由邹节明等541名职工在2001年12月设立的股份公司。

　　此次股权转让使三金药业的高管层获得股权再分配，其中邹节明夫妇在三金集团持股比例上升至18.04%，在三金药业间接、直接累计持股比例则上升至22.33%，而普通员工的股权则被稀释，但并没有引起波动。

　　但2006年底至2007年初的第二次股权转让，则使393名员工彻底失去了股东身份，而且，一些员工指责公司有“逼迫”员工退股行为，这引发了部分员工的不满。

　　“不退不行啊，公司说不退股就不分红。”6月22日，三金药业的一位员工向时代周报记者回忆当时情景，公司说是自愿，但不退股不分红，还给出了4.9元的溢价，“大家一算账，只有退股了。”

　　但三金集团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韦葵葵向时代周报记者否认了“不退股不分红”的说法。她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此次股权转让完全是按照自愿的原则进行的，所有退股员工都签了自愿退股协议，而且，4.9元的溢价是按照当年公司净资产加上5年利润预期计算出来的，完全考虑了退股员工的利益。

　　然而，就在退股结束的一个多月后，2007年3月16日，公司2006 年度股东会通过了“分红”方案，总计向股东派发股票及现金红利4.32亿元，而此前，公司每年派发红利最多不超过5000万元。

　　MBO路径

　　经过两次退股后，393名员工退出股东身份，三金集团的股东缩减为金科创投及邹节明等118名自然人，金科创投最终以45.90%的持股比例，成为三金集团单一大股东。而金科创投已经完全掌握在邹节明等三金集团5名高管手中。至此，一场曲线MBO圆满完成，三金集团高层管理人员控制了三金药业 80%以上的股权，为上市后的财富暴涨提前做好了准备。

　　在这当中，邹氏家族无疑成为最大的获利者。三金药业招股说明书显示，通过一系列的股权运作，本次股票发行前，邹节明父子合计持有金科创投 66.1%股权，为金科创投之控股股东，而金科创投持有三金集团45.9% 股权，邹节明及其亲属合计直接持有三金集团18.89%股权，由此，邹节明是三金集团之控股股东。而三金集团持有三金药业68%股权，同时，邹节明夫妇还直接持有三金药业11.05%股权。合计下来，邹节明通过其自身及亲属直接间接持有三金药业44.53%股权。

　　韦葵葵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因为集团要做到包括管理骨干、营销骨干、技术骨干在内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控股，所以必须要向员工收购股份。而对于为什么要通过金科创投曲线收购，韦葵葵解释：“这是券商指导我们这样做的，券商认为由法人控股比较好。”

　　如果以时间为主线，梳理三金集团“运作”MBO全过程，无疑是一局妙棋。

　　2006年11月10日，原金科创投两名股东将股权全部转让给邹节明等5名三金集团高管。同日，金科创投公司召开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批准上述股权转让；仅在10天之后，11月20日，金科创投开始了收购三金集团员工股权行为，直至2007年2月9日结束。

　　一个多月后，2007年3月16日，三金集团股东大会通过了“超大礼包”的派发股票及现金红利方案；同月，金科创投公司股东由5人变为7人，新增加的两名股东邹准、邹洵皆为邹节明之子。

　　2007年5月，金科创投7名股东按持股比例进行了增资扩股，注册资本从2700万元增加至9180.91万元。三金药业的招股说明书称，增资及购买股权的主要资金来源为2006年的三金药业及三金集团红利分配、股票基金收益、薪酬所得。

　　2007 年 5 月25 日，三金药业召开2007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本次上市。

　　一位业内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从股权转让到股东会批准上市，只有短短数月时间，从时间上判断，金科创投大量收购三金集团员工股权之时，三金药业就已经有了本次上市计划，

　　“不存在”的金科创投

　　“三金四年前就有条件上市，为什么等到今天才上？”6月22日，桂林一位接近三金的人士意味深长地向时代周报记者发问。

　　作为国内知名的中药企业，三金药业曾有多次上市机会。

　　1994年，桂林三金药业集团成立之时，就得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批上市指标，但三金却放弃了这次让很多企业都眼红的机会。此后，多次上市机会被三金放弃。

　　“当时我们的项目没有准备好，”韦葵葵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如果那个时候上市，拿了钱稀里糊涂地花了，就是对股民不负责任。“现在我们已经把项目都准备好了，我们的产能要扩张，需要资本市场这个平台来募集资金，投入到这些项目上去。”韦葵葵表示。

　　三金药业在招股说明书中称，本次发行后，募集资金将按照轻重缓急顺序投入到特色中药三金片技术改造工程、西瓜霜润喉片等特色中药含片技术改造工程等 10 大项目。

　　但有业内人士却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不排除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完成管理层控股再上市。

　　三金集团在运作管理层控股过程中，金科创投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这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

　　经时代周报调查获悉，金科创投成立于2005年9月16日，注册地为桂林市临桂县，经营范围为创业投资，医疗、药品、食品技术的开发、转让及信息咨询。金科创投公司由李耀峰和周嵘出资设立，最初的注册资本只有人民币300 万元。

　　2006年11月10日，李周二人分别将股权转让给邹节明等5人，后经增加股东及增资扩股，目前股东人数变为7人，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皆为9180.91万元。股东中除了邹节明父子3人外，另四名股东王许飞、谢元钢、韦葵葵和王淑霖都是三金集团的董事和监事。

　　但当时代周报记者按工商注册地址“临桂镇机场路麒麟湾A-1-22”寻找这家公司时，却发现麒麟湾竟然是号称“广西第一别墅区”的住宅小区，而 “A-1-22”是一栋没有装修、也无人办公的空别墅。小区物业管理人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从来没有见过这户业主，也从来没有看到有人来过。

　　记者又通过电信部门查询这家公司登记的电话号码5841861，发现此号码为三金药业的联系电话，归属区域为桂林市七星区，并不是公司所在地临桂县。

　　公司办公场所没有人迹，电话号码张冠李戴，难道金科创投是一家“空壳公司”？

　　“这是一家投资公司。”韦葵葵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金科创投是三金集团的控股股东，等于向三金集团投资。韦葵葵证实，除此之外，金科创投从来没有进行过医疗、药品、食品技术的开发、转让及信息咨询等其它业务。

　　显然，金科创投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仅仅是作为邹节明父子及三金高管控股三金集团的“皮囊”。但正是利用这家没什么业务的“空壳”公司，邹节明等高管完成了至关重要MBO，为财富暴增铺就了一条顺畅之路。

　　旁边报道：低调邹节明

　　在邹节明的发迹地广西桂林，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低调”、“认真做事的人”。

　　邹节明1943年出生于湖南常德，1961年考入武汉大学生物系药用植物专业学习，1966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桂林中药厂工作。1984年，已经成为桂林中药厂总工程师的邹节明兼任厂长，从此开始了中药和民族药现代化的探索之路，并把三金药业推向了中药现代化的颠峰。43年中，他共研究开发出39 个中药、民族药新药，其中三金片累计销售32亿，西瓜霜36亿元，共累计销售85亿元，上交税收19亿元。《光明日报》甚至把他称为“现代中药与民族药制剂先驱”。

　　《桂林晚报》副总编毛荣生与邹节明相交多年，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邹节明有很多次机会做桂林市的副市长及自治区医药管理局局长，但他都没有去。“他是一个认真做事的人，只想把企业做好。”毛荣生评价。

　　记者在桂林采访发现，邹节明以及家人在桂林的口碑非常好。“邹节明一家人都很低调，”一位认识邹节明的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邹节明为人谦逊，待人真诚，不擅交际，从来不在公司的接待场合上露面，也很少参加社会上的公开活动，“好像与这个社会隔着一层东西。”

　　“邹节明的两个儿子也一样低调，从来不张扬，不飞扬跋扈，在桂林竟然很少有人认识他们。”这位人士说，邹节明不但公司管理的好，家教也很好。

　　6月23日，记者来到邹节明家所在的小区，这是一个楼龄超过10年的小区，八层高的楼房普普通通，与桂林市区新崛起的众多现代化住宅小区相比，甚至有些寒酸。邹节明的邻居们也许想不到，那栋普通的住宅楼里，即将诞生一位超级富豪。

　　6月21日，在三金药业家属楼前的桂花树下，70多岁的唐婆婆回忆起当年三金人的创业历程，感慨万千。唐婆婆退休前是三金药业的技术人员，掌握着西瓜霜的全部制作工艺。听说三金即将诞生多位富豪，唐婆婆说，退休后，曾有“外人”高薪请她去指导，她以“不能对不起三金”为由拒绝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够生活就行了。”唐婆婆说。目前，她每月的退休金是700多元。

 

       回来这么长时间，毕业论文算是搞定了，各种抽号也很哈皮的没被抽中，这意味着我基本上可以研究生顺利毕业了。。。

       大学终于要提着裤子转身离去了。。

       面试的情况，本来还有几个很不错的地方的笔试面试机会都没有了动力，一一放弃；

       去终面了中国人寿的资产管理公司，在金融街人寿中心，算是比较奢华，年后的第一个面试，完全没有状态，语无伦次、口齿不清，最后还是通过了，让我十分诧异。。今天电话通知我过去实习，说是要实习两周，四个人参加实习最后留下两～我擦，爷没时间陪你们玩了，拒之～～～这么有底气是因为在十分钟前，刚刚接到移动总部的签约电话。。。

      下午还去终面了“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披上战袍，最后一次的面试。之前一直好奇这个地方为啥要叫两个名字，现在才明白这里应该算中国最后一个政企合一的地方，国家烟草专卖局是指它是个政府行政机构，中国烟草总公司代表了它是大型央企。。纸杯，是武汉烟草总公司的；烟灰缸，是利群的；面巾纸，是红金龙的；矿泉水，是广西中烟的；挂钟，是芙蓉王的；垃圾桶是中南海的。。。。。我汗的要死。。。会议室墙上赫然写着“禁止吸烟”～～这几个月的面试见识了不少大的衙门，也算是一收获吧。。。三比一的比例，这种地方结果不是我能控制的，要两三周才出结果，也等不了它了～～

      最终还是决定签移动总部，把标准所的职位让给了某MM,这也是我咨询了不少人，包括师兄姐、项目经理、导师的结果，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是我说服不了自己摆脱总部的诱惑。这些天自己也想了很多，你很难找到一个各方面都很完美的offer，移动总部和标准所将会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活，但都算是很好的平台，在哪，能上位了都爽，但是在哪，想上位都不是那么容易；你如果够强，在哪都能混好，否则，在哪都是一混～～～

      后天，金融街，移动总部，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