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写得很有道理，红色部分都是我所标注，有兴趣的人自己研习一下。

----------------------------------------------------------------------------------------

 

     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是一种现实存在，但周期性发生的原因却莫衷一是。经济学家们大多倾向于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也有认为是生产相对过剩造成的。而其根本原因却常常被忽视。

     我们假设一个社会只存在三个群体：政府、富人和穷人。其中，政府是发行货币的并征税的。发行货币的过程是向社会注入财富，征税的过程则是将财富收回。富人的唯一特性便是获取超额利润，穷人则无法与富人同等竞争。如果政府每年向社会注入1亿元货币，那么，除了一部分被其作为税收回收外，较大部分的被富人赚去，另一部分为穷人所获得。

     政府、富人和穷人都是要消费的，但其消费率不同。其中，政府的消费率应该是最高的，它每赚100元钱，经常要花掉110元甚至更多。超出其收入部分的，就是“财政赤字”，相当于要跟穷人和富人借钱花费。穷人的消费率也是很高的，他们每赚100元钱，大致要花掉80-100元。如果社会只是这两类人组成的，那就太健康了，财富总是如水一样流淌，危机就根本不会发生。这种模式，就是社会主义。

     可惜的是，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要有富人存在，就不再是社会主义了。富人的消费率是很低的，且其边际消费呈下降趋势。比如，对富人而言，当他赚第一个百万的时候，会有30万元拿出来消费，其消费率为30%。当他赚到第二个百万的时候，只有20万元拿出来消费，其边际消费能力降低了10个百分点。更进一步，当他赚到1亿元的时候，他的消费水平也许只有200万元。此时，他的消费率就只有2%了。（注：富人收入的增长和消费的增长不是线性增加的，当他们足够富的时候想消费的东西在相对减少，他们对奢侈品的有限消费对社会财富的拉动是很小的）从30%下降到2%，富人消费率的下降就意味着货币流通速度的减慢，这正是很多经济学家注意到的现象，这一现象会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

     所以，如果一定要追究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那一定可以发现是社会两极分化达到一个阶段性顶峰后的必然结果。是富人太富有而穷人太穷。我们进一步假设，在过去10年中，政府陆续向社会注入货币1万亿元，这些钱经过复杂的运动之后分解成两部分：其中富人占有8000亿元，但其人口只占社会总人口的20%；穷人占有2000亿元，但穷人的数量占有社会总人口的80%。在这种情况下，贫富差距达到了16倍。如果算一下，其基尼系数就必然超过0.5。（2004年的时候，中国最富的20%人口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52%，而最穷的20%人口占社会总收入的水平只有4.2%，高低悬殊近13倍，当时的基尼系数是0.47。）

     随着两极分化的加剧，政府每年投放到社会中的货币渐渐被富人所掌控，而富人消费率又越来越低，货币的流通速度就会下降，经济就会缺乏润滑剂而出现停摆。这就是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每一次经济危机的发生，都是社会两极分化达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产物。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掌控权利，富人占有资源，无论如何进行政策调整，其最终结果都必然是加剧两极分化从而引发经济危机。这也正是马克思所发现的经济危机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来临的现象。

     既然如此，危机的发生不可避免，社会各阶层在不愿意革命的情况下（革命的代价太过高昂），就必须正视危机，并修复之。这也正是古典经济学派所提倡的思路：危机来了，总会去的。既然如此，随它来，随它去好了。

      但富人们深知，危机来临之后，修复的过程是痛苦的。本来已经光屁股的穷人是不怕的，充其量就是原来的财富变成0。这好比津巴布韦的货币贬值上亿倍，穷人也照样过日子。但富人就不同。危机来临之后，富人的损失是巨大的，亿万富翁也会瞬间变成穷光蛋。（注：极端的说，通货膨胀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在通货膨胀周期里富人损失的财富要比穷人多，但穷人损失不起啊，富人损失个两百万没啥，穷人损失个两万很多的消费欲望就被遏制了）用时髦的话说，是社会成本太过昂贵。因此，富人们总是想阻止危机的发生。政府也是如此。作为征税人，他们要维系自己的合法存在，又要维系现有体制的存在，也力图避免危机的发生和深化。于是，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

      对凯恩斯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他们深知大萧条的危害之深。比如，在危机最严重的1932年，相比1929年，工业生产下降了近50%，耐用消费品下降了75%，甚至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都下降了一半。与此同时，消费者价格指数却下降了30%。这些冰冷的数字意味着无数富翁的消失，也意味着社会发展的严重倒退。所以，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危机，其主张就是后来的所谓罗斯福新政：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减税、扩大政府投资及采购等。此举最终使得美国率先摆脱了经济危机，走出了大萧条。（顺便说一下：危机发生的1929年，美国的M2还达到最高点，1930年只轻微下降1%，1931年下降4%，但到1933年比1929年下降30%，且危机期间物价是大幅度下降的。如果是真的危机，或许就不存在很多人期待的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

      从那以后，凯恩斯主义被西方经济学界捧到了很高的地位。中国一批新派学者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洗礼，也将其奉为圭臬。似乎凯恩斯主义是拯救危机的灵丹妙药。但是，各国学者普遍都忽视了日本从1990年代开始的积极财政政策并没有收到实效。比如，日本政府当年也减税，税负从1990年的27.4%下降到1999年的21.1%；日本政府也发公债，10年发行公债400万亿日元；日本政府也搞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曾启动了高达430万亿日元的基建规划。但最终，日本经济还是没有振兴。1989年，日本GDP就超过了400万亿日元，20年后的2008年，其GDP总量也不过497万亿日元而已。20年增长不到13%。   

      为什么50年前拯救了美国的凯恩斯主义没有再现灵光呢？经济学家们尚未得出结论，却又迫不及待地在新的危机到来前祭出了这一法宝。这一次，焉知其能再奏效？
实际上，到1929年的时候，美国0.1%的最富有家庭的收入等于42%的最贫困家庭的收入。在1932年危机最深的时候，美国的基尼系数曾达到了0.656的最高水平。可以说，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正是两极分化到了极点。罗斯福新政实施后，到1940年代，美国的基尼系数就下降到了0.4左右。而这一点，恰恰是美国经济能够复苏的根本原因。

       如果我们仔细看看罗斯福当初的举措，就不能不对肯定其消除两极分化的有效性：罗斯福第一项新政就是在全国招募25万青年从事植树护林、水土保护等事物，前后招募了200多万人在这样的组织中工作。随后，他在全国范围内兴建18万个小型工程项目，先后吸引400多万人工作，而全国青年总署等机构先后吸引的雇员高达2300万人，占劳动总人口的近一半，由此兴建了近1000座飞机场、1.2万座运动场及其它项目。再随后，就是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这些措施，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给穷人发钞票、富人沾光不如以前多的做法。它熨平了社会两极分化的鸿沟。这一点，恰恰保障了美国后来的70年繁荣。

        而50年后，日本遇到经济问题的时候，他们采取的措施又是公路桥梁基础设施，却没有想到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工程投资对人手需求大量降低。以前投资兴建一条公路1万亿日元，也许要1万个劳工，而今呢，连1000个都用不到。大量的资金被耗费在资源品的购买上和富人的银行卡上，而不是充实到穷人的口袋里。甚至于投资的规模越大，富人就越富而穷人就相对更穷。有时候，大量的投资没有带动国内经济，反而把世界经济给拉动了，犹如今日的中国：投资越多，老外的原油和铁矿石卖的就越好，他们就更容易走出危机而对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处。。（注：科技的进步导致基础建设需要最多的是资本，工程机械和技术等等被富人们掌握的东西，基础劳动力的需求相对罗斯福时期大大减少，因此对基建的上万亿投资较多部分还是流入富人手里，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没有达到）
        由此可见，拯救经济危机的办法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消除两极分化而不是加深它。战后60年，欧美各国的两极分化趋势在缓慢加深，但并不如大萧条前，特别是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抬高了穷人的收入水平，从而使得危机发生的时间不断延迟。中国的情况则不同，最近30年，我们两极分化的程度是越来越深了，而不是在降低。有统计认为，改革开放前我们的基尼系数不过0.2，而今已经接近或超过0.5，正面临危机爆发的边缘。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给予重视，社会财富继续向少数人集中，则经济危机迟早会在我们的国土上发生。

         去年底以来的四万亿投资振兴规划，虽然不是针对中国的危机而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但它或许正好应对了中国本来要发生的经济危机。只不过，这种投资振兴规划与20年前的日本没什么区别，依靠的都是大企业、大富翁、大设备，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大。这也就注定这四万亿投资最终落实到穷人口袋里的钱也许连2万亿都不到。

         对中国来说，拯救危机的最好做法其实有两个。第一个，发动几千万人去西部植树造林，政府投资10万亿或者更多。这比当前大修铁公机要好得多，钱会真真切切地流到穷人的口袋里去，对消费就有拉动作用。第二个，就是全国人民平均发钞票。比如，现在中国的M2近60万亿元，如果全国人民每人发放现金5万元，不过60万亿元，社会物价充其量上涨一倍。但这样做，可以立即降低两极分化的水平，相当于对富人征税向穷人补贴。这样做，比任何投资工程项目都好，可以确保穷人的家庭财富直接增加15-20万元，提高其购买力。而且，这两种做法所导致的物价上涨，必然只是基础消费品（如食品、衣物等），而生产这些消费品的又主要是穷人，可以形成良性循环。

          当然，上述举措还是治标而不是治本。要治本，就要及时落实全面的全民医疗、教育、养老三大保障体系，完善失业救济制度，由此提高穷人的收入水平，降低两极分化的程度。。（注：这个现在看似还比较困难，单从下届core的人选---红色贵族习太子来看，他们还想将此至少再续500年）同时，尽快改变目前的政府与社会争利的模式，国企应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而不是垄断资源垄断利润将民营企业挤压至死。而归根结底，是要建立一种制度，防止两极分化进一步加深，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首要的制度，就是放松管制、降低权力的“含金量”，为社会的自由竞争降低阻尼系数。

         由此看来，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其实只是拉开了经济危机的序幕而已。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也许在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它是对70年来的总清算。而走出危机，依靠的不是修修补补的投资规划，也不是头疼医头的信贷扩张，而是实实在在的消除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平等的实质性举措。

         危机，会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当然要在阵痛之后。